方萌傻了，她用手掐了一下自己的胳膊，这不是在做梦。
　　面对上门执行的法官，面对要赔偿3万多元的败诉判决书，面对一张真假难辨的借条，面对原告的名字竟是她的前男友林洋，方萌百口莫辩。
　　“我从未向林洋借过钱，哪来的借条？”满腹委屈的方萌无奈来到上海市徐汇区检察院申诉。
　　随着鉴定中心对借条的鉴定，案件的真相浮出水面：原来，林洋采用扫描、临摹技术，假冒方萌签名伪造了借条，又利用她卖房后户口暂未迁移的时间差，致使她收不到法院传票，法院只能公告送达并作出缺席判决。
　　“林洋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诉讼诈骗。”最高人民法院一位法官表示。诉讼诈骗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新类型案件，一般是指行为人以提起民事诉讼为手段，通过伪造证据或者提供虚假证据欺骗法院，使法院作出错误判决，并依据该判决骗取财物或者免除自己的债务。

　　诉讼诈骗花样翻新

　　近年来，通过民事诉讼诈骗发财的“歪招”，在我国正越演越烈，手段可谓花样翻新。已经被发现的做法大致分为以下几种：

　　捏造事实欺诈型
　　一方当事人故意伪造、编造证据，或者明显没有证据而捏造和虚构案件事实，试图通过诉讼损害对方当事人利益，自己获取不正当利益。

　　案例回放：2005年7月，已经在自己的别墅里住了10年的张英突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，原告陆野向法院提起诉讼称自己才是别墅的真正主人，张英只是临时租住。原来，张英于10年前从陆野手中买下一块宅基地，出资建造了别墅(无产权证)居住至今。陆野向法庭提供了一份他出资12.8万元建造别墅的收条，上有张英的亲笔签名。张英承认签字是真实的，可她从未收到过这笔钱。最后，法官发现了真相：收条是经过精心拼接粘合而成的，是陆野利用张英以前提供的其他签名材料伪造的。

　　恶意逃避债务型
　　因欠债被告上法庭后采取编造事实、提供虚假证据、阻碍执行等手段，达到摆脱债务或减少债务的目的。

　　案例回放：2005年10月25日，江苏省宜兴法院周铁法庭同时受理了两起巨额民间借贷纠纷案。原告蔡元和邓斌分别诉称被告宜兴保温厂曾向他们借款100万元和120万元，现要求被告支付欠款并承担逾期利息。庭审中，原、被告双方对借贷事实均不否认，被告也同意偿付借款，双方愿意达成调解协议。但法官总觉得有点蹊跷。
　　经过调查，法院查明被告因另一起货款纠纷，已经败诉，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。这起官司完全是当事人虚构借款事实，企图逃避债务的行为。

　　玩弄技巧获利型
　　当事人明知自己的主张不是事实但试图利用对自己有利的证据、对方证据不充分或对方失误等，故意扰乱视线，歪曲事实，使法官在认定事实时陷入错误，从而达到对方败诉自己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。

　　案例回放：河南省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田强于1999年11月退出该公司。2001年5月，社会人员李鸣拿着一份自称和该公司于1999年4月签订的售房合同及收据起诉该公司，请求法院判令该公司退还所收房款17万元及其利息。田强冒充该公司签收了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。开庭审理时，该公司因此未能出庭。法院缺席判决该公司返还李鸣房款17万元及其利息。判决生效后，法院强制执行时，该公司才知道这场官司。

　　相互串通欺诈型
　　一方当事人与对方当事人恶意串通，有意影响、歪曲事实甚至黑白颠倒，导致法官作出错误的裁判，间接地使部分当事人受到侵害。
　　
　　案例回放：2005年1月21日，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。原告王志诉称宜兴市陶都进出口公司欠他现金95万余元，被告对此事实当庭承认。开庭仅15分钟，双方就达成和解协议，并到银行办理了交接手续。几分钟后，案外人黄文打电话给主审法官，称被告账上的钱是他暂时放在被告的账上的，原、被告是串通好了利用诉讼将这笔钱划走。经过法院调查，认定原、被告双方诉讼诈骗，对双方予以拘留。

　　现有法律力不从心

　　缘何如此多的人来钻法律的空子？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指出，诉讼诈骗最主要的原因是立法的“先天不足”。对此类诉讼行为如何处罚？我国现有的法律力不从心，甚至有空白。
　　实践中，诉讼诈骗行为人一般仅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，即使法院查明了有关人员“伪造、毁灭重要证据，妨碍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”，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，也只能对其作出“15日以下拘留，1000元以下罚款”的处罚。由于缺乏惩治力度，行为人的投机心理更加膨胀。
　　这位法官说，除了法律“瘸腿”的原因外，还有多种因素。当事人在民商事活动中缺乏应有的防范意识，如不注意保存合同，签名时粗心大意，对印章使用保管不善等。个别法官未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案，如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审查不严，不按法定方式送达诉讼文书、缺席判决等。
　　他表示，根据民事诉讼法，当事人起诉只要符合法定条件，法院就应受理，缺乏对案件的实体审查。规定避免了当事人的“投诉无门”，却为少数不怀好意者开了“方便之门”。

　　如何制裁披着羊皮的狼

　　通过制造假证据、隐瞒事实，骗取法官的信任，这些“披着羊皮的狼”在法庭上，堂而皇之索取自己的所谓“合法权利”，背后却借助司法权谋“黑心之财”。
　　“针对诉讼诈骗行为产生、发展的现实，在现行立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，采取相应的司法对策予以防范十分必要。”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吴在存说。
　　强化法院主动调查职权
　　吴在存认为，应适当强化法院职权，对涉及公益性较强的诉讼案件，法院应主动依职权收集证据，特别是当怀疑诉讼当事人之间有串通欺诈可能时，应加强职权调查。尤其对三方诉讼、群体诉讼和非具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参加诉讼等案件，是否存在诉讼诈骗要特别予以关注，必要时可将相关情况向利害关系人进行通报，以防诉讼诈骗的发生，避免误判。
　　增加罚款数额并完善刑法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教研室主任宋朝武认为，诉讼诈骗给对方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，如企业停产、破产等，应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。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伪造、毁灭重要证据等行为可追究刑事责任，但如何追究却无相应规定，刑法亟待完善此方面内容。
　　另外，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以下，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。“这种罚款数额显然过低，必须加大惩罚力度。”宋朝武说，即使对诉讼诈骗不能以犯罪论处，也要在经济上予以相应制裁。
　　引入精神赔偿制度
　　吴在存认为，在不违背现行立法原则的前提下，应赋予受害人一定的司法救济权。对于因诈骗受害、权利将受侵害的第三人，可考虑将其视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，使其有权提起诉讼，有效对抗和防范诉讼诈骗行为。
　　“诉讼诈骗行为给受害人造成的损害，不仅包括财产上的，还包括人身精神上的，应引入对受害人的精神赔偿制度。”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位法官强调说。